2014年3月10日中午，和朋友一起吃饭，朋友是做企业文化培训的，水平挺高、做得还不错。中间在相互调侃的时候，朋友就说：“邵总，你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，你这家伙思路的确敏捷，我很少服人，但还是非常欣赏你的思路。不过说句心里话，整体上感觉，你还是太偏执、太有个性，而且你的那一套东西，根本没法copy(复制)，即便你成立了自己的策划公司，恐怕还要靠你个人来主抓和支撑。”朋友讲得没错，而且看问题也入木三分，对此，邵珠富与之高度共鸣。
 
　　的确，在邵珠富看来，策划的确不属于儒家文化那一套，当企业发展好、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也基本上是企业最得意和最好过的时候，很少有企业会想

　　每每中国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，起重要作用的是“道家”而非“儒家”，“道家”很多时候都起到一个惩治社会问题的“手术刀”的作用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不论是很早的庞涓孙膑，还是稍晚些的我老乡诸葛亮，抑或再晚些的梁山泊军师吴用，或明朝的刘伯温，基本上都是在社会变革的时期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角色，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，“道教”及其理念是一把惩治顽疾的“手术刀”。

　　而纵观中国历史，“儒家”文化思想就大不一样了，它靠稳定的思想教化着社会民众、稳定着社会的人心、影响着历代君王，所以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时候，儒教往往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
　　朋友从事的企业文化培训这一块，对企业而言，无异于儒教对历史的贡献；而邵珠富所从事的企业策划这一块，扮演的角色则是道教对社会的角色。

　　从人群上看，儒教是“入世”的，历来都是用来教化百姓的，所以“从者众”，而“道教”讲究的是活在当下，超凡脱俗者往往都是极少数，所以往往“从者寡”。

　　从企业培训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，社会上企业文化培训的公司比比皆是，高水平的营销策划的则往往凤毛麟角，而且往往都“喜欢”单打独斗，策划人即便是活动频繁，但也仅限于与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裁这个级别和层面的，顶多是营销总监，这也是好多朋友对邵珠富为何天天要和好多老总在一起、天天和企业高层交流不甚理解的原因之所在。

　　从作用上来讲，道教的直接服务对象是极少数人：比方说，“张良”就是为“刘邦”为核心的少数领导层服务的，其他人只要执行就行；“诸葛亮”主要就是为“刘备”为核心的少数领导层服务的，其他人只要执行就行；“吴用”就是为“晁盖”或“宋江”为核心的少数领导层服务的，其他人只要执行就行，所以当“宋江”喝了毒酒后，“吴用”的作用也就不明显，故不久后也主动撒手人寰了；“刘伯温”就是为“朱元璋”为核心的领导层服务的，其他人只要执行就行……

　　策划人的价值就在于为老板或者老板为核心的少数高层出谋划策，其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企业遇到问题或转型时发挥作用，而正常的企业文化培训，则往往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，而且，相对来讲，从业的人员较多，一套方案可以打天下，这个方案在这个企业讲了，换另一个地方往往也能够复制，或者略加个性后重复使用。

　　当然，昨天也谈到策划人个性的问题，邵珠富认为，没有个性的策划人不是真正的策划人，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必须与众不同、标新立异，这“与众不同”和“标新立异”就需要个性化的思维，在不同企业，邵珠富都讲过，当一个方案行业80%的企业都想到的时候，还是机会吗？你们搞企业文化培训的，可以一套讲义讲天下，一套讲义讲几年，我们策划人呢？每个企业的情况都是千变万化的，每个企业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邵珠富至今还从未将一套方案拿到另一家企业用过，我想大多数策划人情况都与之差不多。这也是讲策划比讲企业文化更累的原因之所在，因为策划人永远都“在路上”，这就是策划人的宿命。